党的以来，在全国12.8万个贫困村中，一个个村党支部就如同一面面旗帜，飘扬在一个个脱贫攻坚战场上。

　　这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造就的雄奇景象，可被水溶蚀的特殊岩石大量沉积，上亿年滴水穿石的塌陷，形成这样一个个特大漏斗。

　　见到麻怀村村支书邓迎香时，她正坐在村口麻怀隧道与香菇大棚之间的垭口上，欣慰的目光凝视着一辆辆小货车、摩托车穿行隧道。车上载满外卖的山货。

　　27年前，邓迎香嫁到麻怀村，15公里山路，走了8个小时。这时的她，还无法想象横亘的大山如何摆布她的命运——

　　山路迢迢，3个月大的儿子“小红球”没等送到医院，就在丈夫肩头停止了呼吸；一家人失望离开大山外出打工，第一任丈夫却不幸在瓦斯爆炸中遇难，不得不带着孩子返乡……

　　邓迎香站了出来，她和乡亲们点起蜡烛、煤油灯，抡起洋镐、大锤、钢钎，开始“凿”路。整整5年，倾尽全力，隧道通了，但最窄的地方只能过一个人和一匹马，最低处人要趴着穿过。

　　当看到女儿出嫁时摔在隧道里，穿着白色婚纱狼狈的样子，多年被山围困的辛劳、痛苦、无奈，让邓迎香心中最终爆发出山一般的信念和力量。

　　村民被她打动、县里资金支持……宽敞的隧道修通，邓迎香带领麻怀村600多名村民，从被大山摆布，到真正成为大山的主人。

　　不少中国贫困的土地上，大自然犹如一支神奇的笔，画下变幻的地貌，也堵住了出行的道路，一代代人与贫困为伍。

　　对脱贫攻坚最基层的村党支部来说，在这种阻隔、闭塞、围困，有时甚至是一无所有之下，带领村民们挖出一条道路难，而找到一条发展致富的道路更需要多少智慧与勇气？

　　这个本就贫困的小山村，“田地冲毁了，房子倒塌了，粮食被水泡了，村民一贫如洗，当时真是绝望。” 村支书左文学回忆。

　　实行“红九条”“黑名单”等管理制度，推动农村产权、金融、社会治理改革；实施农村集体财产权“七权”精准确权，为农业生产集约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创造条件；组建妇女创业联合会、红白理事会、建筑公司、运输公司等，优化配置全村人力……

　　短短两年时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不到4000元提升到10030元，村集体收入从不足4万元增加到220多万元。

　　2018年4月26日，一个依旧忙碌的日子。天刚蒙蒙亮，中河村党支部、镇扶贫干部吴国良便坐车匆忙出发，这一天，他要访四个村，行两三百公里山路。

　　达朵村是吴国良的老家，父母住在村里，听说好久没回家的儿子来了，母亲早早准备了一桌饭菜。可工作太多，吴国良走的时候都没来得及进去看一眼。母亲追出门，只看到他远去的背影。

　　告别后，唐元龙老两口刚转身回屋，忽听到门外一声巨响。吴国良乘坐的车子滚下了山崖……他走了，只有32岁。

　　水要从河流中取、全村没有蔬菜店、高寒缺氧致风湿病和心脏病等高发……那曲市尼玛县荣玛乡加玲加东村是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一部分，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这片藏羚羊等野生动物频频出没的地方，并不适合人类居住。

　　可故土难离。村党支部达顿挨家挨户做工作，有的人家甚至去了10多次。终于，说服了所有村民。

　　2018年6月，村民在达顿的带领下，与整个荣玛乡的群众一起跨越上千公里，从藏北高原南迁至拉萨堆龙德庆区安置点，这次搬迁成为首个高海拔生态搬迁项目。

　　他刚上任的时候，村集体账户上只趴着两毛七分钱，外面还欠着10多万元。修路的80多万元是史凤水四处跑、东拼西凑得来的。

　　史凤水是个能人，多年在外，在国企干过，自己做过生意，他回村任支书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垫钱把坏水管改造了，解决了大家的吃水问题。

　　“我们给您加固一下地基，怎么样也不能把您家墙冲垮了。沙子水泥，就算真用一百吨我也不心疼呀。”

　　一个月后，全村5条东西大街、2条南北大街全部实现硬化，村民们彻底告别了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日子。

　　理发——这是云南勐海县曼班三队党支部、驻村扶贫工作组组长罗志华和三名队员绞尽脑汁，想出来与村民亲近的法子。

　　曼班三队是一个拉祜族聚居的寨子，拉祜族被称为“猎虎的民族”，属“直过民族”。就在10多年前，整个寨子17户人家仍住在深山里，刀耕火种、狩猎为生。

　　当地政府投入大笔资金为他们在山下修路建房。搬出来没多久，村民们又集体跑回“老窝”，守着茅草房靠山吃山。

　　7年前，政府再次把这个村整体搬迁到交通更便利的地方。2015年，专门派了“四条汉子”来把他们“稳”住。

　　看到村民们躲在树后张望生人，普通话甚至是方言都不会讲，罗志华犯了难。琢磨了好几天，他想出了给村民免费理发的法子。

　　这个法子灵，村民们慢慢来了。看到自己杂乱的长发变成清爽的短发，乡亲们笑了。关系熟络起来。理完发，再教村民洗澡，罗志华干脆和男村民一起洗。

　　认识数字、数位、写自己名字……罗志华和队员们把适龄孩子全部送到学校，又在村里办起夜校，目标是确保15岁至30岁左右村民能简单识别汉字、会简单的算术、用简单汉语交流。

　　如今，跟着罗志华，村民们学会种菜、养殖，每家每户养起了小耳猪，多的人家养了十几头，每头能卖千余元。

　　2018年春季开学第三天，拱北湾村村民齐整整集中在村委小院里。庄严的国徽高挂在屋檐下，一辆当地人民法院的车停在院子里，针对村里几户家长违反义务教育法的案件，巡回法庭开庭审理。

　　吴佰顺上任以来，为因灾、因学、因病、因残致贫的贫困家庭争取帮助；给村里拉项目、修路，带着村民到处“找钱”，村子一天天有变化。但看到村里总有辍学的姐姐背着弟弟、本应拿笔的小手却到饭馆端起盘子，吴佰顺觉得扶贫要更往根子里抓。

　　2018年春节刚过，吴佰顺带着村干部不厌其烦做辍学孩子家长的工作，见人就念叨读书才能真脱贫，但收效甚微，一些家长借口家里没人做饭、孩子不爱学习、要照看弟弟妹妹等推脱。就拿马一不拉黑木来说，吴佰顺把他家里炕头都快坐塌了，他仍坚定认为“上学不如打工”，把刚上初中的儿子送到餐馆打工。

　　吴佰顺下决心诉诸法律。巡回法庭一宣判，全村人都上了一课。自此，村里适龄孩子全部归校，精神面貌很快发生改变。

　　今年惊蛰前后，记者来到甘肃省临洮县三益村。大田还没解冻，村民张爱梅正在大棚里采摘西葫芦。大棚所有权属村集体，收益归村民，但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听合作社的。

　　面对记者的问题，张爱梅认真地想了想说：“以前我种的菜只能卖两公里远。现在能卖几千公里，卖出好价钱。说我成为市场细胞了。”

　　张爱梅嘴里的“”叫龚志荣，是临洮县大庄村、站沟村、三益村的联合党支部，也是三益村的村主任。之前是一名从这个村子走出去的成功商人。

　　2014年清明节，龚志荣回村上坟。临走时，村民把车拦住了：“村子富不起来，想让你带一带，又怕亏了你的‘坛场’（方言，意思是事业、命运等）。”

　　回来不到半年，龚志荣在村后荒山上开发的千亩大棚、采摘园、观光果园、自行车赛道、亲子养殖场便具雏形。

　　2017年龚志荣成立村集体企业，下属净菜、旅游等多个子公司，村民全部变成股民和工人，像张爱梅这样的贫困户全部脱贫。

　　不少乡村干部有了职业经理人的味道，很多外出的村民返乡任职创业，大量村民在村里就成了打工一族，田园综合体不断出现……

　　如今，曾经荒山遍野的贵州省石阡县大屯村，与周边6个村合种的上万亩苔茶，不仅让这里一年四季绿意盎然，更让村民收入一年间增长了30%。

　　发动村里多位70多岁的老党员做群众工作，耐心做讲解，转变大家发展观念；邀请知名茶叶专家担任合作社技术总监，耐心指导茶农管护茶园；带着村民们申请QS（质量安全）认证，极大提升了产品附加值……

　　如今，大屯村的苔茶已成功进入北京、上海、广东等全国多地，还通过外贸企业，进入德国、日本、摩洛哥等国际市场。

　　“茶产业管护好，可以保证60年有钱赚，这是‘子孙产业’，抓好了世代不为吃饭忙！”周绍军常对村民这样说半岛登陆。

　　脱贫攻坚最基层的村党支部是“头雁”，不仅需要把村子内在发展基因，与外在发展机遇结合，让村民有“志向”，还需要激发出村民自主脱贫致富的热忱，让村民有“志气”。

　　在村民们看来，这位“臊子”，最大贡献不是带领村民挣了多少钱，也不是建立了一条完整的臊子面电商产业链，更重要的是，留下一种精神、一份希望。

　　第一次踏上陇原大地，宋鹏从兰州出发颠簸14个小时终于到了大寨村，迎接他的是光秃秃的大山和一碗热气腾腾的臊子面。面里的花椒太麻，麻得他的嘴失去感觉。

　　宋鹏整夜睡不着——怎么干、干什么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先要把村民的思想“搅”起来，让他们知道，除了种地，还有很多可以干的。

　　宋鹏不着急，先是带着村民代表走遍天津、北京、西安、兰州等地的大型超市半岛最新、批发市场；到甘肃省轻工研究院踏访学技术；成立村办企业，建加工车间，组织村民技术劳力入股……

　　经过一年筹备，臊子加工厂拔地而起。2017年春节前夕，村代表在县电商年货节上推介臊子新产品。几十瓶臊子被抢购一空。

　　广西寨村坐落在哀牢山深处。虽仅有142户、600多名村民，却有汉族、瑶族、拉祜族、苗族、哈尼族五个民族，不同民族间风俗习俗、语言不同。

　　刚上任村支书，刘富珠妻子就去世了，他也瘫痪在床。在去城里治病前，一贫如洗的刘富珠把家里7只鸡交了党费。

　　在刘富珠主持下，广西寨村挖通大大小小22条路，近150公里。村里种的草果、八角、灵香草等都能卖出去，村民腰包鼓起来了。

　　当年，一位不愿占自家耕地的村民有些不好意思，想把地还给支书。刘富珠手一挥，“送出去的东西，我从来不再要！”

　　基层的党支部所具备的凝聚力、战斗力，带领群众焕发出的向心力、创造力，是在中国党人带领下打赢这场历史决战的关键力量。

　　地处四川华蓥山深处的岳池县马家村，是一个“十年九不收”的穷乡僻壤。张秀代一辈子只有一个目标——“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奔波20年为村里修路，6月里最热的天他拿着一把卷尺去实地测量；为精准拓展增收，跑重庆、广安，哪个地区什么季节农产品需求大、价格高，摸得一清二楚……

　　他没有停下来。村里发展“借鸡生蛋”模式的3000只鸡运来了，他忍着剧痛，在酷暑下一只一只细细察看，挑出有病的鸡退回去。等做完这一切，他全身虚汗像水一般流淌……

　　最后一次参加村里会议，张秀代已不能讲话，连凳子都不能坐久。村干部扶他回家的路上，他不停地回头……

　　冕宁县彝海村村支书马强，曾当过兵、做过保安、做过生意。2013年，回家过年的马强和10多个年轻人在彝海边喝酒聊天，聊起村里的贫困，心有不甘，突然萌发回乡想法。

　　如今，彝海村已经脱贫，马强在设计村子未来的乡村振兴图：通过建合作社，扩大花椒种植、散养鸡养殖；利用“彝海结盟”的旅游优势，打造结盟小镇……

　　刚开始只准备干三年的马强舍不得离开，他觉得当村支书就是最大的事业，“这是我的家乡！这是我的责任！”

　　“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历史性地得到解决。这是我们人生之大幸。”习总的话豪迈而坚定。

　　这是战场，也是熔炉，锻塑着信念，也激发着力量。这些村党支部是贫困群众的领路人、贴心人、带头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