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满载着小青柑的红色大卡车刚刚抵达福建安溪西坪镇，镇上的人骑着小电驴和摩托车紧随其后。卡车挤过几道弯，停在了祠堂广场。广场入口几乎被堵住，只留了条狭小的通道。

　　文琴看着这个场景，熟悉的柑橘味道把她拉回去年：每天十个小时的劳作，手工将小青柑掏空沥水，按皮重1.8元/斤卖给茶商，最后挣了一万多。

　　今年6月，文琴听亲友介绍，掏空家底买了泛茶——这是一款以茶叶为名的“理财产品”。所有人都告诉她，泛茶的老板是西坪老乡，产品稳，回报高，只需要一两个月，就能赚到过去一年的收入，他们都买了。

　　如同过去任何一桩庞氏骗局暴雷的结局一样，这个在小镇酝酿的梦境一夜之间破碎了。8月3日，泛茶发布公告：公司大量资金被限制，经商议，将对公司进行债务或股权重组。

　　大部分常年住在山里的西坪人，不知道重组意味着什么。他们只知道，上家一夜之间都不回消息了，镇上的泛茶店全都大门紧闭，远在广州的总公司也是如此。

　　像一场狂欢节结束，金钱和梦境轮番刺激过后，小镇只剩一片狼藉。被剩下的人们留在原地，漫无目的地翻找还有什么能用的东西。

　　她今年76岁。在她年轻时，山上都是茶园。她是茶场女工，丈夫是镇上的小队长，带队在管辖的片区为茶田、茶场开路。

　　安溪是中国著名的铁观音之乡，茶叶是当地的主要经济来源。不夸张地说，通往西坪镇的路，是被茶叶铺就的。

　　有关茶的历史，西坪人的答案基本一致：清朝时期，这里发现了铁观音的母树。初期，西坪最古老的茶行之一“梅记茶行”成为整个安溪县最大的茶行。安溪产的铁观音，一半以上经由梅记茶行销往国外。

　　1985年之后，西坪拥有茶叶加工公司120多家，在海内外各地则有几千家茶叶联营公司或茶行。到了1996年，西坪镇拥有茶企 150多家，其中生产规模较大的企业有90多家。

　　据报道，1995至1999年间，西坪铁观音在国内外拍卖市场上屡创新高。100克铁观音茶叶分别以3.4万到11万港元成交。

　　2006年底，西坪镇人口还不到6万人，而全镇茶园面积达到2467公顷，茶叶总产量为3430吨，社会销售总产值达到3.96亿元。镇里90%以上的人口从事与茶相关的工作，茶农的茶业收入比2004年增长20%以上。2008年，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7310元。

　　王玉梅回忆，最繁华的时候，各地的商人、游客蜂拥而至。镇中心街道上迅速开起了很多餐厅、民宿、旅馆，经常水泄不通。

　　那是一段忙碌但幸福的日子。镇上的人们以茶叶为根基，生活跟茶汤一般苦后回甘。和很多小镇一样，这一代的孩子们渐渐长大，都外出工作、成家，就很少回来。

　　回不来的还有以茶为荣的盛况。据《新民周刊》报道，2008年，泉州市茶叶实验室检测出西坪的茶叶农药残留超标。

　　2011年，福建农林大学的一篇硕士论文曾对安溪县5个茶叶主产区做茶样农药残留和稀土含量进行调研，结果显示，过去两年间西坪茶区检出水胺硫磷、磷等7种农药。此外，西坪茶区的稀土含量也偏高，集中在2—3.5mg/kg。按照当年《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规定的茶叶稀土含量≤2mg/kg计算，整片茶区的稀土合格率仅20%。土壤中稀土总量和外源喷施稀土元素，是乌龙茶稀土污染的主要原因。

　　连锁反应之下，当地土地情况开始恶化。茶田结块，保证不了茶叶的质量，甚至长不出合格的叶子，也就没办法给供应商交货。随后，部分田园荒废，茶企倒闭，茶叶文化园、交易所人去楼空。

　　生意不好做，有时一天下来都没有一个客人。为了养活两个孩子，夫妻俩弄了份副业，到镇篮球场附近支起了烧烤摊。那边夜里很热闹，“什么赚钱就做什么”，每晚从六点做到次日深夜两点，一干就是十年。

　　当李阳们想办法用各种小生意支撑生活时，小青柑的需求在西坪出现。他们有的是家庭式作坊，几个人在家门口，将一捆捆小青柑解开倒入水中，泡好，挖瓤，取皮，等待专人回收。

　　有的是转型做柑普的茶厂。有货时，招一些零工，一群人在厂里不分昼夜地挖果肉，文琴去年就是在茶厂工作。因为有设备，空间也充足，厂里接的货量更多。原先晒茶叶的竹匾，现在用来装只剩果皮的青柑。青柑烘焙干透后，再由专门的人负责将外地运来的熟普塞入，打好包装，销往外地。

　　大概十年前，王玉梅的丈夫突发疾病，要靠外力支撑才能站立，每走一步都很艰难。镇上的赤脚医生说，这是风湿病。

　　他们住在一栋自建的两层楼里，二楼基本荒废。为了方便生活，他们搬到了一楼右侧的小房间里：砧板、灶头在进门的左侧，靠墙；右手边的小门外是洗手间；斜对角有张一米二的木板床，铺着花色被套；对面是冰箱和简易的木制储物柜，中间一根柱子，就当作厨房和卧室的间隔。

　　茶叶市场不景气，只能哪里缺人去哪里，什么都干一点。两个多月前，王玉梅找到了一份环卫工作，月薪不到两千元，而丈夫的止痛药每月就得花掉一千多。农村老人都要强，王玉梅从不主动向在外的孩子要钱，只能到处打零工养家。

　　她每天重复着这样的生活：天蒙蒙亮，便起床准备早餐；凌晨四点多就一晃一晃地走下倾斜达到40度的砂石路，到一公里外的小学旁打扫卫生；中午还得赶回家做饭；直到下午四点半，才算结束一天的工作。

　　福建人家庭观念重，热情好客。除了休息时间，家中大门总是敞开，欢迎路过的人随时进来喝两杯，顺便唠点家常。

　　过去三年，居民们多次看到一辆辆宾利从外地开回来，车身贴满“泛茶”字样的招牌。去年6月，安溪县举办了首届“泛茶杯”武术邀请赛；今年过年，六斗村的村民们免费看了一场盛大的烟花表演。他们听说，烟花价值50万。

　　金色外墙、白色招牌的泛茶店，在小镇陆续开张。多的时候，整个镇上超过十家，“大概隔50米就有一家泛茶店”。

　　泛茶老板郑朝根是安溪当地人，一名自称郑朝根小学同学的男子说，当时人们认为投资泛茶产品“稳赚不赔”，几个月就能赚到一年的钱。他们笃信这家公司绝对不会出问题，只管投入就好了。他补充道，听说今年农历八月郑朝根会回来祭祖，经他投资重建的祖厝格外富丽堂皇，“不信的人半岛官网，都可以上山看看”。

　　据多位当地人回忆，从安溪县到西坪镇的路上，以及西坪镇通往山上各个村落的村道上，曾经布满泛茶的广告。越靠近郑朝根的老家，山那头的六斗村，泛茶留下的痕迹越明显：六斗村的路灯上挂满了招牌，直至9月初，仍未被拆下。

　　开始有人按捺不住尝试。秦安有一位朋友自去年5月开始投入100万，今年出事前，数字后面多加了一个零。

　　今年2月，秦安先投了11万，到4月赚了37000元。金钱好像成了一串诡异的数字，不需要付出什么就自动翻倍。此时泛茶连续出了几个新产品，他没控制住，“就想着再赚一点点。”

　　秦安奔走于这场金钱游戏时，他在工地搬沙的妈妈也听信了朋友的话，将仅有的一万多元存款，悄悄买了泛茶。

　　在小镇每个角落的注意力和财富，都迅速被吸进泛茶之中。几乎所有人都听说了，这是一条快速致富的坦途，可以放心加大油门，直达终点。

　　秦安说，有些卖菜的商贩也凑钱一起买，一人出3000，到账再分掉。还有不少人拿着营业执照和没还完的房子去抵押，从银行和信用社拿到更多的钱，奋力一搏。

　　“陌生人来家里说，买泛茶肯定赚钱，我肯定不信。那如果是你亲戚说呢？这种就是杀熟。”李阳回忆，亲戚原来骑自行车，一年后改开路虎了，“不心动是假的”。于是他和妻子掏光各自存款，甚至用个人账号在多个平台网贷。在互相没有商量的情况下，两人累计投入了120万元。

　　李阳70岁的妈妈住在家里楼下，平常外出捡空瓶和纸皮，一个月只能赚几十块。同样地，老人也悄悄跟其他人一起合伙，买了差不多一万块。

　　到了四、五月，镇上入局的人越来越多，都是从身边拉人头，朋友半岛、亲戚，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互相介绍，彼此怂恿。买泛茶似乎成为一件“正确且聪明”的事，“不买别人都说你是傻子。”很多人都这样说。

　　他们眼看着身边一个又一个朋友入局之后赚得盆满钵满，于是一个个自愿跳进这个漩涡，并将它进一步往四处扩散，将自己的家人朋友都拉了进来，直到被淹没。

　　一位安溪的出租车司机回忆，今年三月，路边的泛茶店悄悄改了名，变成了“六斗茶”。有一天他拉了位60多岁的老奶奶，老奶奶在车上打电线多万的利息一并打到她的卡里，她拒绝了，说自己多借了120多万，凑够200万再投下去。

　　他忍不住插话，提醒店铺改名的事，“我说你不要再投了，（钱）能拿回赶紧拿回来。”他拍了下方向盘，语气激动起来，“可她不信，她很生气地说，你一个开车的，懂什么？”

　　多位投资人都说，当地人少则投了几千、几万元，数十万元最常见，甚至有上百万、上千万的人。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全副身家。

　　这场席卷整个镇子的狂热骤然收场，小镇居民很无力。他们想不通两件事：为什么当初自己会一时冲动，不惜借贷也要把所有的钱砸进去；以及，为什么老乡会骗老乡？

　　泛茶暴雷事件，给小镇造成了连环打击。镇上大都是自建房，盖房子是每家每户的头等大事。文琴和秦安都盖了房子，但因为钱都亏了，没装修完，空荡的家里只有简单的几样家具，不知道要几年才能填满。

　　现在的夜里，西坪镇上的街道上几乎没有人走动，附近商铺大门紧闭。当地人都说，以前凌晨三点，还有很多人在街边吃夜宵、喝酒。现在顾客没了，天一黑，饭店就都早早打烊。

　　有老人想不明白，存了一辈子的钱，怎么突然这么没了，吃不下也睡不着，半夜起床走上山，到郑朝根老家门口，想找寻积蓄的踪影。

　　从小镇的市场出发，盘旋到半山腰，要留神才不会错过路口。途经的数个村落散落山间，自建房沿山路站立，像遗留在此的独居老人。偶尔有坐在家门口眺望山下的人，不时搭话：有没有买泛茶？答案几乎都是肯定的。

　　他们只有在极度疲劳的时候才能睡着，不到几个小时，又像在噩梦中醒来，“闭上眼想到那么多钱，怎么可能睡得着。”

　　许多年轻一点的人背上了，“以前我们没有负债，只是生活水平低了点；现在什么都没了，还背一身债。”李阳和几位朋友坐在店里叹道。

　　秦安愿意晚一点拿回自己的钱，他希望优先将本金归还给弱势群体。年轻人还有重来的可能性，但秦安看了太多不知道能怎么做的老人，他们起初还能用零工填补生活，现在只能叹气认栽。

　　王玉梅还是每日凌晨四点多出门，下工后回家照顾生病的丈夫。她没有智能手机，泛茶是托女儿买的。她的女儿在安溪成了家，有两个孩子。女儿把每天凌晨四点多起来包饺子攒的钱，加上东拼西凑的借款，投了160万，同样血本无归。

　　每件事都要钱。孩子们各有自己的家庭，她不想给孩子添麻烦，不敢问女儿更多的细节，也不敢跟另外两个孩子说起这件事。

　　想起接到王玉梅哭着打来的电话，“女儿哽咽着跟我说，觉得自己是罪人，但她也有一个大窟窿都顾不上。她不敢回家看父母，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才敢回家。”

　　艰难的生活还得继续。李阳说，得收拾心情，过几天重新出摊，“能挣一点是一点。”他的妈妈也开始收集塑料罐贴补家用。

　　情绪最稳定的，可能是王玉梅的丈夫。他躺在床上或坐在椅子上，妻子煮什么就吃什么。他没多想将来，因为早就失去了寻求改变的气力。